《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被国家列为非法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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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看过《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是作者历经千辛万苦、走访中国许多农村后才写出来的，真实反映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心声，是一本为中国农民说话的书。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于2004年10月11日向全国各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查缴＜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央视黑幕>等非法出版物的通知》，把包括《中国农民调查》在内的一批书籍列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并明确要求各省市有关部门严厉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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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觉得写的蛮真实的呀.我就是农村长大的.

可能是触动了政治的高压线了.

大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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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当今农民生存状态的真实画卷 　　■他们的作品，许多人是哭着看完的 　　■他们被称做2003年中国最有胆量的人 　　■他们———就是《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夫 妇 　　很少有一部报告文学像《中国农民调查》一样引起如此强烈的反 响，以至于登载这部作品的杂志在当地一周内全部脱销，并在全国范 围内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本书的作者陈桂棣、春桃，一对居住在城市里的作家夫妇，为什 么要写这样一部关于农民的作品？他们是怎么调查的，又是怎么完成 的？这些问号汇成了记者的采访起因。 　　作家夫妇印象 　　41岁的吴春桃（笔名春桃）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娇小的身材透着湘妹子的温柔和聪慧，但看着她忙进忙出后优雅地点上一支烟，很直截了当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又让人感觉出她的勤快和直爽。 　　与春桃相比，丈夫陈桂棣显得年龄稍大一些，但一点儿也看不出 像61岁的人。中等身材、黑红脸膛，带着淮北汉子的耿直和朴实。 　　听他们讲述小时候都在农村长大、都吃了许多苦的经历，看春桃 在说起自己身世和农民境况时禁不住满眼泪花，听陈桂棣说自己早年 扛200公斤重的包扛了两年，记者开始理解他们为什么会用三年时间 为农民写一部作品，尽管他们年龄相差20岁，尽管他们一直身居闹市。 　　元宵节孩子没露面 　　2月5日，在合肥市淮河西路的一个小酒馆里，《中国农民调查》 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在饭桌边接受记者的采访。外面鞭炮声声、 礼花簇簇，充满元宵节的喜庆。 　　客人渐渐散了，酒馆里有点儿冷清。这是陈桂棣夫妇有孩子后的 第四个元宵节，但孩子不在他们身边。 　　春桃说，他们的儿子小放一直托一位老邻居照看，三年来为了写 《中国农民调查》，他们夫妇见不上儿子几面。现在好不容易作品完 成了，但记者来采访，他们也总是把孩子送出去请人照看。 　　“我们写这部作品披露了许多内容，上至高官、下至农村基层干 部和农民，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名，由此得罪了很多人。我们担心孩子， 每次记者来家里采访，我们都把他送到别人家，我们从不让孩子露面。” 　　陈桂棣说，《中国农民调查》发表以后，许多朋友都打电话表示 担忧，尽管还没有人找过他，但现在已经有被点了名的人把他们告上 了法庭。虽然没有接到过什么令人担心的电话，“但孩子小，我们觉 得他的照片不能出现在媒体上”。　　　 　　“陈桂棣本来想一个人去接受采访，我不放心，他生活上不会照 顾自己，再说路上要是出点儿事，连报警的都没有。”春桃说，她犹 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狠心撇下孩子，和陈桂棣一起上了路。 　　两个人在合肥都没有亲戚，没人照顾孩子，他们曾接连找了五个 保姆，五个保姆都不答应！不得已，他俩只好将孩子寄养在过去的一 位老邻居家。因为长期很少跟周围人接触、交流，小放到两岁半时还 不会说话，甚至连爸爸妈妈也叫不清楚。春桃说，这是让她最内疚的 事情。 　　巧合的3月2日 　　小放出生在2000年3月2日。陈桂棣说，巧合的是，这一天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这天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说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心里话；另一件是XX中央在这一天正式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确定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用自己的笔给农民写部作品，这种想法，陈桂棣夫妇早在十年前 就产生了。而2000年3月1日看到的一幕，则更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写这部书的决心。当时，陈桂棣的妻子春桃回江西萍乡老家生孩子，在她住的产房旁边，一个农村产妇的丈夫悲痛欲绝，不停用头撞墙。 　　原来，这位农民的妻子生产前几个月，被查出了“前置胎盘”， 虽然这是一个危险的病症，但只要住院治疗，一般都可以安全生产。 但住院要3000元钱，他们凑不齐，只好回农村找当地的接生婆，接生婆一次只收100到200元。生产当天，产妇不断出血，接生婆也没了办法，最后，当产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 　　“我感到震撼。”虽然已经过去三年多，但春桃说起来依然一脸 恐惧，“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如果不是农转非离开了农村，她的命 运就是我的命运。” 　　和农民一起下澡堂 　　陈桂棣夫妇创作《中国农民调查》，采访用了一年半，思考写作 用了两年，其中，有半年是采访写作交替进行的。 　　《中国农民调查》中写到三个涉农大案，每个案件在当地都差不 多被看做“禁忌”。陈桂棣夫妇去采访，农民们不相信他们。除此之 外，他们还发现有一些人在后面跟踪、盯梢。 　　没有办法，他们就打扮成农民，陈桂棣卷着袖子和裤脚，春桃戴 着头巾，挎着篮子、包袱，搭当地的拖拉机和农用车，扮做到邻村走 亲戚的模样。 　　他们在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采访的时候，村民们对他们根本不理 睬，他们不相信两个作家能够帮助他们什么。 　　为此，他们就在邻近的河南境内租了旅馆，邀请农民们过去接受 采访，请农民们吃饭，一起吃火锅，一起喝得酩酊大醉，陈桂棣甚至 还请他们一起下澡堂，因此赢得了农民们的信任。 　　像这样采访中的困难数不胜数。但相对于他们到北京采访专家时 的尴尬，陈桂棣说这还算不了什么。 　　在北京，他们花50元钱一晚上租住地下室，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能寻找到的专家，每采访一个人都要费很多周折。有时候好不容易打听到专家的电话，打通了，还常常会被拒绝。 　　但在他们的锲而不舍下，最终，他们还是采访到了像三农专家温 铁军、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朱守银、中国社会学会长陆学 艺和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等一大批专家，拿到了很多重要的资料。 　　春桃说，三年来，光路费他们就花了两三万元，还不包括通讯费、 住宿费和招待采访对象的费用。 　　摔坏了五个遥控器 　　采访任务完成了，陈桂棣夫妇却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当中。望着采 访来的成堆的资料，陈桂棣夫妇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正在进行的农村 税费改革，能不能写，该怎么写，如何把握，涉及到的各级官员，到 底用不用真名，这些，都让他们一次次陷入思想的苦闷中。 　　尽管夫妻俩感情很深，但那段时间，他们没少为写作的事争执， 常常争得双方红了脸。在家里，陈桂棣经常眼睛看着电视机，却不知 里面在放些啥；握着笔，也不知写点啥，急了就摔电视遥控器和眼镜。 　　春桃打趣说，写这篇东西，陈桂棣至少摔坏过5个电视遥控器， 好在他没摔电视机。 　　每每这时候，春桃就会劝慰陈桂棣，就是因为难，别人才不敢涉 足嘛，又轻松又讨巧的稿子哪能轮到你来写。于是两个人又坚持着拿 起了笔。 　　可真正铺开稿纸，他们却发现自己很难安静下来，一会儿是门铃 声，一会儿是电话声，还有窗外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干扰实在太大， 而写作农村题材，却整天呆在城市里，也很难找到感觉。 　　两个人一合计，索性找朋友帮忙，在肥西城郊接合处找了个僻静 的房子，还把春桃的妈妈从江西接来，帮着洗衣做饭。两人则一头扎 进了创作中。 　　他们写作的屋子在一座三层楼上，刚搬过去的时候，推开窗，满 眼都是金黄色的油菜花；写累了，两人就相伴着在田野里散散步，偶 尔在附近的一个小商店买点日用品，回到屋里，仍然是写作，写作。 　　这样简单的农家生活，他俩前前后后差不多过了一年，陈桂棣至 今回忆起，还难忘那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因为《中国农民调查》最重 要的部分几乎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春桃说，为了写这部作品，她学会了抽烟。 　　陈桂棣、春桃　　夫妇 　　陈桂棣，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人，安徽合肥市作协主席，国家一级 作家，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春桃，湖南醴陵人，合肥市作协成员，专业作家，在《当代》刊 发过《失忆的龙河口》、《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